发布日期：2025-06-25 23:08 点击次数：69
1960年，美国有位很有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他曾多次来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还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西行漫记》。1960年他再次来华访问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跟毛主席提起想见一个老朋友，叫“王牧师”。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现场没人知道这个“王牧师”到底是谁。
后来毛主席终于弄明白了斯诺说的“王牧师”其实就是曾经照顾毛主席三个孩子，还以国民党特使身份去延安谈国共合作的地下党员——“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健吾是在1892年1月出生于江苏青浦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他对神学很感兴趣。1914年22岁的他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的是神学。那些年，他的同班同学里有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浦化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还有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
学习了几年后，董健吾先后当过扬州、西安教会学校的校长。1924年，他回到圣约翰大学当老师。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董健吾为了支持爱国工人和学生，降下了大学里飘扬的美国国旗，升起了中国国旗。那年9月，他被圣彼得教堂聘为牧师。
不久后，中共地下党员浦化人找到他，邀请他去冯玉祥的部队当随军牧师。因为两人是老同学，董健吾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跟浦化人一同前往河南。
到了郑州，董健吾跟冯玉祥聊天，冯玉祥很赏识他。从此，董健吾成了冯玉祥的随军牧师，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总司令部宣传秘书长和洛阳工人事业管理处处长。后来因他英语好，还成了冯玉祥的英文秘书。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对共产党人展开大清洗，冯玉祥的部队也开始整肃党内。有传言说董健吾是地下党员，结果他也被列入了清洗名单。董健吾当时还向浦化人抱怨“我又不是共产党，他们找我麻烦干嘛？真没道理！要是共产党就好了。”
浦化人听了很高兴，决定亲自介绍董健吾入党。1928年8月，浦化人和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做他的介绍人，董健吾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没过多久，南京国民党中央收到密电，说冯玉祥的英文秘书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要立刻抓捕。
当晚冯玉祥派人请董健吾到家里，董健吾到后紧张到把酒杯打碎。冯玉祥笑着说“杯子碎了没关系，可你的人命要紧。”他拿出密电，把事情告诉了董健吾。
然后冯玉祥表示，既然董健吾帮了自己忙，绝不亏待他，会安排妥当。两人喝了一顿酒，谈得很愉快。冯玉祥很敬佩董健吾，也觉得挺奇怪“你是牧师，还信马克思主义？”
走时，冯玉祥给了董健吾200块大洋当路费，安排他安全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董健吾回到圣彼得教堂当牧师。后来，他被党组织邀请加入了负责营救被捕共产党员的互济会。通过这个组织，他认识了潘汉年、李维汉等地下老同志。
董健吾利用牧师身份，偷偷进监狱给被捕党员传递信息，还配合党组织营救同志。
1929年，他加入中央特科二科，这个部门直接听党中央和周恩来指挥，专门干保卫和情报工作。董健吾参与了杀掉叛徒白鑫的行动。
1929年8月，一些同志在广东搞农民运动时被白鑫出卖，被捕后牺牲。周恩来指示一定要除掉白鑫。
陈赓负责这事，调查了白鑫的行踪。董健吾主动要求参加，就被分配了两个任务一要算清楚枪声响起到敌人赶到的时间，二是确认白鑫是否真的被击毙。
董健吾租了辆车，多次往返测量路线，还画了详细地图交给陈赓。
白鑫感到危险，雇了保镖，白天几乎不出门，买了去意大利的船票准备逃走。
陈赓决定行动，组织暗杀小组在白鑫住所埋伏。当天晚上，白鑫带几个人准备出去，枪手开火。因敌人数多，没马上击中，白鑫听到枪声就逃命，保镖开枪掩护，却被击毙。白鑫一边逃一边还击，最后被击毙。董健吾确认了白鑫死亡后，大家趁夜撤退。
这事震动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给了政府一个沉重警告。
后来陈赓要求董健吾帮忙改造圣彼得教堂，为地下党活动提供秘密通道，还给陈赣和周恩来配钥匙。教堂工作人员都由党安排，确保安全。这样，上海地下党多次在教堂开会，从没出过纰漏。
董健吾除了牧师工作，还秘密搞情报和救助，帮助营救多名干部。更重要的是，他照顾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整整四年，把他们安全送到苏联。
1931年1月，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杀，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9岁的毛岸英，7岁的毛岸青，4岁的毛岸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得知孩子们在湖南生活艰苦，便通过地下党把他们送到上海。
周恩来亲自安排，三个孩子被送到宋庆龄和董健吾创办的上海大同幼儿园，董健吾兼任园长。
1931年4月，大叛徒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遭重创，董健吾因曾与顾顺章接触，不得不躲起来。就在这时候，4岁的毛岸龙病重去世。
1932年初，幼儿园保育员突然失踪，上海党组织担心安全，决定解散幼儿园，把孩子们安置妥当。毛岸英和毛岸青由董健吾带回家照顾。
接下来四年，董健吾一家把两个孩子当亲人一样养着。刚开始，靠董健吾的收入和党组织每月10元生活费，生活还算过得去。后来党组织多次受破坏，失去联系，全家只好靠做手工、洗衣服等靠零工维持生计。
解放后，毛岸青给曾经的玩伴董寿琪（董健吾的儿子）写信，说起当年在上海的生活，满是感谢“回想起当初在上海的日子，仿佛就是昨天。那时我和哥哥最难的时候，多亏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帮忙照顾，我们永远不会忘。”
1936年4月，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了解到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董健吾家的情况后，他决定要把他们送到苏联学习生活。
董健吾也同意，并认为孩子们留在上海太危险，去苏联才安全。
有次董健吾参加张学良的私人宴会，提出送孩子们去苏联的想法。张学良爽快地答应了。
1936年6月，张学良亲自来上海，除了办事，还兑现了承诺，要帮助孩子们出国。
董健吾和他的上级刘仲华去找张学良。张学良说，手下的李杜将带着东北抗日义勇军去苏联，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三个孩子送走。
张学良还给了董健吾李杜的地址和一张十万法郎支票当路费。
董健吾给三个孩子准备了新鞋和衣服，送他们到法租界李杜将军家。6月底，李杜带着九人乘法国邮轮出发，一个多月后到法国马赛，再坐火车到巴黎。
到了巴黎，却被苏联驻法大使馆拒绝入境，因为苏联正搞肃反，限制入境人员。李杜联系了中共驻外代表，说这三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孩子，请求快速发签证。
最后只允许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苏联，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留在了中国。
在康生的安排下，毛岸英和毛岸青进了莫斯科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
董健吾忙着为国共合作奔走。
1935年秋，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各界支持。
当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管辖范围，搞“华北五省自治”，引起美英不满，他们逼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
蒋介石知道宋庆龄与共产党关系好，就派小舅子宋子文去找她。宋庆龄愿意做桥梁，帮助两党对话，共商抗战。
为了联络国共，决定派个代表去延安。宋庆龄找了关系深的牧师董健吾，托他先去接触。
1936年1月，宋庆龄见董健吾，说“这次找你，有件大事要帮忙。”
董健吾直爽地说“夫人，您说吧，我一定尽力。”
宋庆龄说“子文说国民党愿意跟共产党谈合作抗日，我答应了。你去延安给中共送封密信。”
她交代任务一定保密，还让董健吾取名“周继吾”，还给了他国民政府委任状，说他是“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
宋庆龄递给他一封亲笔信，要他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到了西安，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忙。
张学良当时是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表蒋介石在那边掌权。
出发前，宋庆龄叮嘱“这事关系重大，要小心，祝你成功。”
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启程，路上没太大麻烦。
到了西安，怎么通过国民党东北军防守的延安很难。董健吾想起宋庆龄说的找张学良帮忙，终于见了张学良。
他开门见山“少帅，我想通过您管辖的防区去延安。”
张学良吃惊“董先生，你这样可能会被杀头！延安不是随便能进的地方。”
董健吾笑着说“少帅，你和日本人有仇，难道会杀一个为抗日奔走的人吗？”
张学良态度缓和，问他是谁，受谁委托去延安的。
董健吾说“我受孙夫人委托，给中共送信，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孙夫人说有困难找您。”
张学良感慨“孙夫人真了解我。我也盼望国共联合抗日，凡是抗日事，我必帮忙。”
虽然有宋庆龄的信件和委任状，张学良还是打电话南京确认。得到肯定后，他联络了延安，得知中共也知道董健吾的身份，要求提供便利。
张学良很佩服，热情款待董健吾，还一直蒙住了蒋介石的特务。
2月21日，张学良亲自开车送董健吾和中共特派员张子华去机场，还给董健吾一封亲笔信，让他转交毛泽东。
董健吾和张子华乘张学良的专机飞到延安。离延安还有近100公里，他们在东北军骑兵连护送下，风雪中跋涉六天才到。
到瓦窑堡后，林伯渠、郑云已接待他们。第二天，林伯渠带董健吾见博古。博古说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山西石楼，周恩来也不在延安。
董健吾拿出宋庆龄和张学良的信，交给博古转给毛泽东。
他详细报告了张学良情况和愿意联共抗日的愿望。
博古陪同董健吾暂住瓦窑堡，向毛主席等人汇报董健吾身份，称他是上海中央特科队员，地下党员，代号“周继吾”。
当天，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回电，邀请董健吾等人去山西石楼开会。
董健吾担心耽误时间，也怕上海南京那边急着等消息，想赶快回去报告。博古电告周恩来，毛泽东等于3月4日发了正式电报
（甲）欢迎南京当局觉悟，愿与国民党开始具体谈判抗日。
（乙）希望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敌，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释放政治犯，实行政治自由和必要改革。
（丙）欢迎董健吾即返南京，迅速磋商大计。
这是共产党首次向国民党提出联合抗日具体条件，为后续谈判打下基础。
3月5日，董健吾带着密电从延安出发，林伯渠赠送他刻着镰刀斧头的银币和纸币，托他带给孙夫人宋庆龄问好。
董健吾回延安后又乘张学良飞机回西安。张学良为他设宴欢迎。
两天后，董健吾风尘仆仆返到上海，直接去莫利哀路29号向宋庆龄汇报行程和结果。宋庆龄说“你是真正架起国共合作桥梁的信使。”
上海沦陷后，董健吾继续在上海秘密工作，收集日伪军情报，策反苏州守军厉百川起义，营救多名新四军干部。他对清除上海潜伏的敌特做了很多细致工作。
到了1960年，毛泽东才知道原来照顾过自己两个儿子那么多年，还去瓦窑堡谈合作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就是斯诺口中的王牧师。毛泽东说“董健吾真是个奇人，我们党里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做过牧师，这两位都被请出来了。”
1962年，董健吾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文革期间，他被冤枉，遭受不公正待遇。七十多岁的他说“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1970年12月12日，这位为党和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红色牧师”周继吾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78岁。
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为董健吾举办了隆重悼念仪式，他的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